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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考研真题,历史学考研网

发布日期:2022-07-24 15:25    点击次数:129

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史考研真题,历史学考研网

一、名词解释(每个5分,共40分)

1、三家分晋

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联合消灭了知氏,晋国的政权和大部分土地就控制在这三家手中。晋君只保有绛和曲沃两小块土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晋国名存实亡。公元前376年,韩、赵、魏灭晋侯,而三分其地。

2、张居正

明朝大臣。字叔大,号太岳,明江陵人。他在明穆宗时入阁,明神宗时成为首辅大臣,对明代政治、经济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他提出以“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改革赋役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重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将水患变成水利;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外患,扭转了边防的败坏局面。编有《张文忠公全集》。

3、三藩之乱

清朝初期,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的三个藩镇王发起的叛乱事件。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做出撤藩的决定。吴三桂首先叛乱。康熙帝采取坚决打击吴三桂的措施,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却实行招抚。1681年冬,清军进入云贵省城,吴世藩自杀,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

4、筹办夷务始末

清末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该书收录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对外交涉的重要文书,计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同治朝筹办夷务》一百卷。内容包括上谕、奏议、中外照会、条约等。《筹办夷务始末》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5、楚汉战争

刘邦和项羽争夺全国政权的战争。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反秦农民起义军攻占秦都咸阳,秦朝灭亡。继之项羽入关,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分封18个诸侯王。封刘邦为汉王,据巴蜀、汉中之地。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乘项羽镇压齐地叛乱之机,起兵攻占关中,远袭彭城,为项羽所败。退至荥阳、成皋一带,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势力,与项羽成相持局面。同时派部将韩信攻掠赵、齐等地,使项羽腹背受敌。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双方言和,相约以鸿沟为界,东属楚,西属汉。次年,项羽依约撤兵东归。刘邦乘机约韩信等人合力围追。垓下一战,楚军全军覆灭。项羽突围至乌江自尽。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附近的汜水之北,国号汉,五月迁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是为西汉王朝。

6、已亥建储

戊戌政变后,慈禧企图废弃光绪帝,于1899年阴谋策动“已亥建储”,溥儶被立为“大阿哥”(即皇太子)因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对而未遂。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以崇绮、徐桐为师。拟1900年元旦继帝位,并改年号为亨庆。诏下后国内舆论哗然,上海绅商各界和维新人士联名通电反对,并号召各省抗争。各国公使提出警告,拒绝入贺,废主计划被迫搁置。以旧历计,时在光绪二十五年已亥,故称“已亥建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随慈禧逃往西安。1901年溥儶废“大阿哥”号。

7、保甲法

北宋王安石变法措施之一。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规定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者,出一人做保丁;农闲时保丁聚集,练习武艺;平时夜间轮流派保丁值班巡查,维持治安。其目的是逐步实现民兵制与募兵制相结合,以民兵取代冗兵,增强各地的武装力量。哲宗元祐年间被废除。

8、好人政府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的一种改良政治的主张。1922年5月,胡适与蔡元培、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梁漱溟、丁文江等16人在《努力周报》上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主张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年9月,在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王宠惠为国务总理。他们都属英美派,当时被认为是无党无派的“好人”,因而这个政府有“好人政府”之称。这个政府为曹锟所不容,结果仅存在了3个多月就垮台了。

二、简答题(每题20分,共60分)

1、分析两税法与租庸调制的区别

租庸调制和两税法是唐代实行的两种赋税制度。

(1)首先,从征税对象来看,两税法的征税面比租庸调更广泛。租庸调体制下,贵族官僚具有免税的特权。寄居外地的客户也可逃避赋税,居无定所的商人更无需纳税。纳税的主体只是居住在原籍的农户,纳税面很窄。许多贫穷的农户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所以租庸调的征税对象极不稳定。而两税法体制下,占有大量土地和拥有许多财产的贵族官僚也必须缴纳户税和地税,是全民纳税的体制。其纳税面更广,税源更稳定,使国家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

(2)从立税的原则来看,两税法比租庸调更为公平。租庸调体制下,赋税征收的依据是“身丁”,而不顾事实上存在的严重的贫富差距。如所周知,均田制的实行并不彻底,许多成丁的受田量严重不足,这样就导致土地少、财产少的穷丁,与那些有田庄、有财产的富丁,缴纳一样的税额,这样就很不公平。实行两税法之后,赋税征收的依据转向“资产”。户税的征收是按照户等的划分来进行。富裕之家,户等高,便多纳税。贫穷之家,户等低,便少纳税。地税的征收是根据土地的多少来征税赋税的,土地多的有产之家,需要多交地税,无地少地的贫穷之户,就少交地税。这样赋税的征收,就变得更为公平合理。

(3)租庸调的实施是和均田制的实行相配套使用的,而均田制本身有限制土地过分兼并和贫富悬殊的内涵。两税法实行后,等于从法制上肯定了土地兼并的合理性。之后土地兼并以更迅猛的速度进行,直接导致了唐后期贫富差距的悬殊。

(4)租庸调体制下,征收的赋税额是规定死的;而两税法体制下,是“量出定入”。根据支出来规定收税的数量,这样政府就可以逐渐扩大税额,通过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来满足其财政支出。

2、评述清末立宪

(一)原因。(1)日俄战争后,日本以小国而击败大国的事例给饱经列强欺侮的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鉴于日本明治立宪以后的蒸蒸日上,朝野有识之士通过比较,基本上认为日本进行西方法律文化改革而建立立宪政体,是其摆脱落后而跃入强国之列的根本原因。(2)1905年7月,清政府决定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派大臣到欧美各国考察宪政的做法,派遣亲贵重臣先行对欧美各国政治制度进行详细考察。12月,载泽、尚其享、李盛铎、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奉旨分别前往欧美和日本考察政治。1906年8月,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归国,密陈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诏定国是,仿行宪政。

(二)主要措施。清政府于9月1日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指出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 行宪政,应先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 巡警,作为实行宪政的“预备”。

(1)改革官制,确立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11月6日,清廷宣谕按奕劻等厘定的新官制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有: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兵部为陆军部,刑部为法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大理寺为大理院,都察院为都御使、副都御使,其中,法部管司法,大理院管审判,都御使负责纠察行政缺失;将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工部并入商部,取名农工商部,增设专管轮船、铁路、邮政的邮传部;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等部门不变;准备设海军部、军谘处、资政院、审计院等。1907年,清政府又对各省官制进行了改革。

(2)1908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统帅陆海军及编订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及发布命令等权力,并总揽司法权。同时它也规定,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君主不以诏令变更法律,这就使君主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还对臣民的权利、义务做了规定,规定臣民有言论、出版、著作、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有获得人身保护等权利。

(3)1911年5月,清廷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总理、协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的上谕,宣布裁撤军机处、旧内阁和会议政务处,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任内阁协理大臣,组成责任内阁。但在内阁13名成员中,竟有9名满人,汉人只占4名;而且在9名满人中,皇族竟然又占了7名。皇族不仅充当了国务大臣,而且居于领导和多数地位。因而,这一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

3、有人说,1937年是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起点,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与评论?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也进行了抗日战争,中国社会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

首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转变为适应中日战争需求的模式:1937日本的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在战争的状态下现代化的走向便不可能按照通常的经济发展规律运行。在中国大部分在战前较为发达的地区处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因此被纳入日本当局“以战养战”的战时轨道;在尚未沦陷的地区,不管是有限的现代工业经济还是传统的农业经济都被迫以应对战争的特殊需要为第一要务,整个经济建设完全纳入服务与抗日的特殊要求,而非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模式转变了。

其次,中国近代化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后发外型”的现代化进程,又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其三,战争改变了工业布局,使得东部沿海工业迁移到西南地区和内陆地区。这就在客观上促进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加上国民政府和苏维埃政府对于统辖区的合理政策,都促进各自统治区的发展。

其四,战争使得原有经济形态发生变化:原本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自由发展,到抗战时期形成了统制经济,并且压榨了民族资产阶级养肥了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加速了经济的集中和垄断。

其五,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走上摆脱依附的具有独立自主性和选择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规模空前并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很好地解决了这一尖锐的矛盾。

其六,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由无数令人肃然起敬的事迹构筑而成的胜利,贯穿着鲜明的爱国主义主线,体现着民族觉醒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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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词解释(每个5分,共40分)

1、三家分晋

春秋末年晋国被韩、赵、魏三家瓜分的事件。公元前453年,赵、韩、魏三家联合消灭了知氏,晋国的政权和大部分土地就控制在这三家手中。晋君只保有绛和曲沃两小块土地。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承认韩、赵、魏三家为诸侯,晋国名存实亡。公元前376年,韩、赵、魏灭晋侯,而三分其地。

2、张居正

明朝大臣。字叔大,号太岳,明江陵人。他在明穆宗时入阁,明神宗时成为首辅大臣,对明代政治、经济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他提出以“考成法”整顿官僚机构,加强内阁职权,抑制宦官势力;改革赋役制度,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重用潘季驯治理黄河、淮河,将水患变成水利;重用戚继光、李成梁等名将,平定外患,扭转了边防的败坏局面。编有《张文忠公全集》。

3、三藩之乱

清朝初期,以平西王吴三桂为首的三个藩镇王发起的叛乱事件。三藩是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做出撤藩的决定。吴三桂首先叛乱。康熙帝采取坚决打击吴三桂的措施,而对其他的叛变者却实行招抚。1681年冬,清军进入云贵省城,吴世藩自杀,历时8年的三藩之乱被平定。

4、筹办夷务始末

清末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该书收录了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对外交涉的重要文书,计有《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八十卷、《同治朝筹办夷务》一百卷。内容包括上谕、奏议、中外照会、条约等。《筹办夷务始末》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及中外关系史的重要资料。

5、楚汉战争

刘邦和项羽争夺全国政权的战争。公元前206年,刘邦率领反秦农民起义军攻占秦都咸阳,秦朝灭亡。继之项羽入关,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分封18个诸侯王。封刘邦为汉王,据巴蜀、汉中之地。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八月,刘邦乘项羽镇压齐地叛乱之机,起兵攻占关中,远袭彭城,为项羽所败。退至荥阳、成皋一带,联合各地反对项羽的势力,与项羽成相持局面。同时派部将韩信攻掠赵、齐等地,使项羽腹背受敌。汉四年(公元前203年),双方言和,相约以鸿沟为界,东属楚,西属汉。次年,项羽依约撤兵东归。刘邦乘机约韩信等人合力围追。垓下一战,楚军全军覆灭。项羽突围至乌江自尽。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刘邦即皇帝位于定陶附近的汜水之北,国号汉,五月迁都于长安(今陕西西安市),是为西汉王朝。

6、已亥建储

戊戌政变后,慈禧企图废弃光绪帝,于1899年阴谋策动“已亥建储”,溥儶被立为“大阿哥”(即皇太子)因国内外舆论强烈反对而未遂。1900年1月24日,以光绪帝名义颁诏,称其不能诞育子嗣,立端王载漪子溥隽为大阿哥,以崇绮、徐桐为师。拟1900年元旦继帝位,并改年号为亨庆。诏下后国内舆论哗然,上海绅商各界和维新人士联名通电反对,并号召各省抗争。各国公使提出警告,拒绝入贺,废主计划被迫搁置。以旧历计,时在光绪二十五年已亥,故称“已亥建储”。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随慈禧逃往西安。1901年溥儶废“大阿哥”号。

7、保甲法

北宋王安石变法措施之一。熙宁三年(1070年),司农寺制定《畿县保甲条例颁行》,规定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凡家有两丁以上者,出一人做保丁;农闲时保丁聚集,练习武艺;平时夜间轮流派保丁值班巡查,维持治安。其目的是逐步实现民兵制与募兵制相结合,以民兵取代冗兵,增强各地的武装力量。哲宗元祐年间被废除。

8、好人政府

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现的一种改良政治的主张。1922年5月,胡适与蔡元培、王宠惠、汤尔和、罗文干、梁漱溟、丁文江等16人在《努力周报》上联名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主张组织一个“好政府”作为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同年9月,在吴佩孚支持下,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等人入阁,王宠惠为国务总理。他们都属英美派,当时被认为是无党无派的“好人”,因而这个政府有“好人政府”之称。这个政府为曹锟所不容,结果仅存在了3个多月就垮台了。

二、简答题(每题20分,共60分)

1、分析两税法与租庸调制的区别

租庸调制和两税法是唐代实行的两种赋税制度。

(1)首先,从征税对象来看,两税法的征税面比租庸调更广泛。租庸调体制下,贵族官僚具有免税的特权。寄居外地的客户也可逃避赋税,居无定所的商人更无需纳税。纳税的主体只是居住在原籍的农户,纳税面很窄。许多贫穷的农户处在经济崩溃的边缘,所以租庸调的征税对象极不稳定。而两税法体制下,占有大量土地和拥有许多财产的贵族官僚也必须缴纳户税和地税,是全民纳税的体制。其纳税面更广,税源更稳定,使国家的财政收入迅速增加。

(2)从立税的原则来看,两税法比租庸调更为公平。租庸调体制下,赋税征收的依据是“身丁”,而不顾事实上存在的严重的贫富差距。如所周知,均田制的实行并不彻底,许多成丁的受田量严重不足,这样就导致土地少、财产少的穷丁,与那些有田庄、有财产的富丁,缴纳一样的税额,这样就很不公平。实行两税法之后,赋税征收的依据转向“资产”。户税的征收是按照户等的划分来进行。富裕之家,户等高,便多纳税。贫穷之家,户等低,便少纳税。地税的征收是根据土地的多少来征税赋税的,土地多的有产之家,需要多交地税,无地少地的贫穷之户,就少交地税。这样赋税的征收,就变得更为公平合理。

(3)租庸调的实施是和均田制的实行相配套使用的,而均田制本身有限制土地过分兼并和贫富悬殊的内涵。两税法实行后,等于从法制上肯定了土地兼并的合理性。之后土地兼并以更迅猛的速度进行,直接导致了唐后期贫富差距的悬殊。

(4)租庸调体制下,征收的赋税额是规定死的;而两税法体制下,是“量出定入”。根据支出来规定收税的数量,这样政府就可以逐渐扩大税额,通过增加纳税人的负担,来满足其财政支出。

2、评述清末立宪

(一)原因。(1)日俄战争后,日本以小国而击败大国的事例给饱经列强欺侮的国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鉴于日本明治立宪以后的蒸蒸日上,朝野有识之士通过比较,基本上认为日本进行西方法律文化改革而建立立宪政体,是其摆脱落后而跃入强国之列的根本原因。(2)1905年7月,清政府决定仿效日本明治维新派大臣到欧美各国考察宪政的做法,派遣亲贵重臣先行对欧美各国政治制度进行详细考察。12月,载泽、尚其享、李盛铎、戴鸿慈、端方等五大臣奉旨分别前往欧美和日本考察政治。1906年8月,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归国,密陈立宪有“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好处,主张诏定国是,仿行宪政。

(二)主要措施。清政府于9月1日正式宣布“预备仿行宪政”。谕旨指出立宪的原则是“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但“目前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不能立即实 行宪政,应先从改革官制入手,逐步厘定法律、广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普设 巡警,作为实行宪政的“预备”。

(1)改革官制,确立中央和地方的政治体制。11月6日,清廷宣谕按奕劻等厘定的新官制进行改革。主要内容有:改巡警部为民政部,户部为度支部,兵部为陆军部,刑部为法部,理藩院为理藩部,大理寺为大理院,都察院为都御使、副都御使,其中,法部管司法,大理院管审判,都御使负责纠察行政缺失;将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礼部,工部并入商部,取名农工商部,增设专管轮船、铁路、邮政的邮传部;内阁、军机处、外务部、吏部、学部等部门不变;准备设海军部、军谘处、资政院、审计院等。1907年,清政府又对各省官制进行了改革。

(2)1908年9月,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以9年为限,同时颁布《钦定宪法大纲》。《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及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统帅陆海军及编订军制、宣战议和及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及发布命令等权力,并总揽司法权。同时它也规定,司法权与行政权分离,君主不以诏令变更法律,这就使君主的权力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还对臣民的权利、义务做了规定,规定臣民有言论、出版、著作、集会和结社的自由,有获得人身保护等权利。

(3)1911年5月,清廷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总理、协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的上谕,宣布裁撤军机处、旧内阁和会议政务处,任命奕劻为内阁总理大臣,那桐、徐世昌任内阁协理大臣,组成责任内阁。但在内阁13名成员中,竟有9名满人,汉人只占4名;而且在9名满人中,皇族竟然又占了7名。皇族不仅充当了国务大臣,而且居于领导和多数地位。因而,这一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

3、有人说,1937年是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起点,对此你有什么看法与评论?

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也进行了抗日战争,中国社会随之发生了一系列的转变。

首先,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转变为适应中日战争需求的模式:1937日本的侵华战争打乱了中国正常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现代化的发展自有其内在的规律,但在战争的状态下现代化的走向便不可能按照通常的经济发展规律运行。在中国大部分在战前较为发达的地区处在日军的占领之下,因此被纳入日本当局“以战养战”的战时轨道;在尚未沦陷的地区,不管是有限的现代工业经济还是传统的农业经济都被迫以应对战争的特殊需要为第一要务,整个经济建设完全纳入服务与抗日的特殊要求,而非以改善民生为目标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模式转变了。

其次,中国近代化的性质发生了改变:抗日战争的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现代化的“后发外生型”性质。正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极大地破坏了中国原有的“后发外型”的现代化进程,又使得新的“自发内生型”现代化进程在中国反抗日本侵略的过程中悄然开启。

其三,战争改变了工业布局,使得东部沿海工业迁移到西南地区和内陆地区。这就在客观上促进西南边疆地区经济发展,加上国民政府和苏维埃政府对于统辖区的合理政策,都促进各自统治区的发展。

其四,战争使得原有经济形态发生变化:原本自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小农经济自由发展,到抗战时期形成了统制经济,并且压榨了民族资产阶级养肥了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加速了经济的集中和垄断。

其五,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中国走上摆脱依附的具有独立自主性和选择性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百余年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规模空前并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它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很好地解决了这一尖锐的矛盾。

其六,抗日战争使中国人民的民族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而为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准备了强大的精神动力。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由无数令人肃然起敬的事迹构筑而成的胜利,贯穿着鲜明的爱国主义主线,体现着民族觉醒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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